浅析墨家思想对董仲舒新儒学体系的影(2)
浅析墨家思想对董仲舒新儒学体系的影
其次，在仁爱的关爱对象上，董子厚远，墨子贵兼，一定程度上都体现出宗法关系的外在超越与突破的相似性。董仲舒评价“ 巂 之战”时说：“所恤，远也。” [2] (《春秋繁露·仁义法》)《仁义法》提到：“是以知明先，以仁厚远。远而愈贤，近而愈不肖者，爱也。”“仁大远，义大近”。仁爱之道主以贵远，推吾民之爱，以及其邻，要求对远离政治中心的民众百姓更应该施予关爱。董仲舒仁爱思想的这种特征其实是墨家兼爱思想与汉代大一统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时代产物。所谓“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 [2] (《春秋繁露·仁义法》)这实际上是在进谏汉武帝作为中原天下之君主，要突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华夷之防的狭隘宗法观念的局限，以王者之胸怀，爱及四夷。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墨家兼爱博泛性与孟子仁爱宗法性的一种调和。
此外，董仲舒的仁爱观还反对狭隘的亲亲之爱，这种态度合于墨家。孟子的仁爱是等差之爱，带有浓厚的宗法性和血缘情结，爱亲是仁爱的中心和最高表现，“仁之实，事亲是也” [4] (《孟子·离娄上》) “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 [4] (《孟子·尽心上》)。作为新儒家的董仲舒，却是站在了近于墨家立场上，对孟子等后儒的“亲亲为大”“爱有等差”的思想进行了批驳抨击，发出了“故仁者爱人类也” [2]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的呐喊，在当时汉代社会背景下是有现实意义的。由于董子仁爱意旨在于关爱他人，施诸外人。所谓“仁谓往，义谓来” [2] (《春秋繁露·仁义法》) ，这既是加强皇权、巩固统治基础的政治要求，也是墨家“爱利天下”的本旨所在。
董子仁爱具有厚远，崇德，泛爱的特征，它吸收融合了孔、墨、孟仁爱思想的某些方面，构成了独具自身特色的仁爱观。恰如 周桂钿先生在《董学探微》中指出的那样，“从思想史上讲，董仲舒仁的思想也是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墨子‘兼爱'和孟子‘仁民'思想的发展”。但董子仁爱观的形成反映了诸子融合的趋势，并以汉代大一统社会的现实为背景。董子征引春秋史实阐发其仁爱思想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劝谏汉武帝借鉴历史教训，宽政爱民，恤远怀众，不可独爱其身，侈欲暴政。
三、政治思想
董仲舒新儒学作为一部为汉王朝立纲建制的理论体系，其政治思想内容宏富驳杂，在继承传统儒家政体观的基础上，博采诸子众家之说，其中对墨家政治学说进行了明显的吸收，主要表现于尚同说、巨子制的组织原则及君权制约模式等方面。
墨家“尚同”说是在承认社会等级的前提下，要求人们把各自是非善恶的标准逐级统一于上级，直至天子上同于天。它是墨子安定乱世、平治社会的主张，是一种具有积极历史意义的政体观。墨子“尚同”思想及其政体观在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大一统论中得到了体现，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政治权力的大一统。董仲舒政治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作为旗帜的，以儒家经典《春秋》引出大一统论，并把它升华到宇宙普遍原则的高度。《天人三策》云：“《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但政治权力一统论的实质内容却是出于墨家“尚同”说。《春秋繁露·竹林》云：“置王于春正之间，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将王置于天人之间，人制于王，王制于天，构成‘人——王——天'的垂直阶梯关系，层层节制。“《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 君而伸天” [2] (《春秋繁露·玉杯》)，此与孟氏之儒的“民贵君轻”的思维架构有较大的差别，但与墨家递次上同的政体观如出一辙，使得君王能够统一各级政令，操纵地方政权，形 成君主集权体制。这是典型的大一统政治的政体模式，是对墨家尚同思想及其政体观的建构模式明显吸收。
其次，思想意识的大一统。墨家“尚同”强调思想的.统一，要求“一同天下之义” [1] (《墨子·尚同中》)，这在董仲舒的大一统论中也得到了发挥。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5] (《汉书·董仲舒传》)这里就明确地指出要以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指导思想，辟除其它诸子众家之术，认为只有如此，才可以使政令得以畅通、法度得以推行。汉武帝采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其本身就是思想尚同的表现，是墨家尚同主张的具体实践。
除“尚同”思想外，墨家巨子制的组织原则和天道理论的思维模式对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君道观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首先，董仲舒在继承先秦儒 家的君道观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大改造，附会利用了墨家巨子制的组织原则。孔子主张“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3] (《论语·卫灵公》) 孟子则提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 [4] (《孟子·尽心上》)可见，先秦儒 家的 君道观不存在臣子对 于 君主的绝对人身依附关系。但董 仲舒的 君道观却不同，它 强调君主的绝对中心地位。《春秋繁露·天地之行》曰：“君臣之礼，若心之于体：心不可不坚，君不可不贤;体不可不顺，臣不可不忠。”以至于“海内之心悬于天子” [2] (《春秋繁露·奉本》) ，以心身为 喻解释 君臣关系，“身以心为本， 国以 君为主。” [2] (《春秋繁露·通国身》)董仲舒 君道观下的臣民对 于君主的服从是绝对和无条件的，确立起君臣间明显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一点与墨家神秘的巨子制有极为相近的渊源关系。巨子对于墨家弟子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墨家之徒必须完全服从巨子的命令，“皆可使赴火蹈刀，死不旋踵” [6] (《淮南子·泰族训》) 。《吕氏春秋·上德》篇讲叙了墨家巨子孟胜以死相殉，报效 阳城君的故事，“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墨家这种“以道殉人”的做法，为孔孟圣哲所反对的，却与董氏后儒的绝对“忠”观念可谓相为表里，成为后世愚忠思想之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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